人民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断提高，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
难道1700年的英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25%，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结果？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工业化、城市化大有苗头，难道不正是法律保障土地自由交易的结果？ 但是，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农地一旦转为工业或城市用地，就由民土（农民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变为国土。有权去谈补偿条件的只是集体，而实际上的集体常常不过就是几个乡村权力人物。
商业世界，熙熙攘攘，讲到底，就是不断在发现谁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换句话说，集体以土地被征用的名义中止农户长期不变的土地承包权，完全合乎现行土地制度。也就是说，农地产权在法律上没有资格作为土地交易的一方，无权参加讨价还价。低价征地缘何易行 农地征用的补偿水平很低，但近年超低价补偿征走土地的数量大增。集体制消灭了成员的私人财产。
西欧、北美、日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领先全球，土地制度都是清楚的私人所有、自由买卖、按值成交。作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不但以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而且认定必须禁止或限制地权的自由买卖，否则富者田连仟佰，穷者无立锥之地将卷土重来。东亚经济奇迹，离不开教育的普及和高素质劳动力。
其次，勤勉、务实、肯干的传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充分发挥勤勉工作、开放学习和注重教育等儒家文化力量及形成的独特劳动力资源禀赋，加快促进儒家经济圈劳动力市场和知识经济的自由流通，使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能够协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日本是中国大陆最大的FDI来源国，中国也是韩国第二大FDI投资目的地。华人和华裔占多数的新加坡是在夹缝中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国家，在东方文化与西方社会制度的融合性方面，新加坡有很多成功经验。
与新加坡相似，中国香港的社会管理体系融合了儒家之道与西方之术，城市建设与管理方面的很多经验值得借鉴。进入专题： 儒家经济圈 。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当前中国大陆游客最热门的10大目的地国家和地区分别为泰国、韩国、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印度尼西亚、越南。日本强调忠， 韩国强调义，而中国更重孝。日本社会的基础研究实力令人瞩目，近年来产生了数十位诺贝尔奖得主，科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较高。目前，中国大陆是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等儒家圈兄妹第一大入境旅游客源地。
和而不同本是儒家思想最为精华的发展理念之一，历史上儒家圈的和谐发展因不同而趋利相和。此外，广州白云（第16位）、新加坡樟宜（第17位）也排名靠前。求同存异共谋发 近几年，儒家圈之间多有隙缝，分歧多于共识，错失了一些重要的战略合作发展机遇。可以看出，儒家圈对中国游客的吸引力一目了然。
同时，在东西方政治关系管理的中庸之道与合作共赢发展目标，新加坡方法也是和而不同理念的巧妙运用，值得儒家圈学习。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和越南的政体也各有不同。
儒家圈共同努力成为再全球化的有力推动者，促进全球新一轮发展，实现人类的共同繁荣。学界分析认为在儒家的主要思想价值中，中日韩有不同的取向。
儒家圈之间显著的耦合关系决定了，其庞大的经济体量同时拥有较强的结构性张力，持续增长能力也很强。其次，凝聚共识，积极构建一体化经济发展体系和商业合作协作机制。儒家圈在发展模式、社会结构、信仰和文明、文化和文字等许多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与盎格鲁圈大为不同，这或许也是受儒家思想中和而不同理念的影响，求同存异，各有精彩。书法、绘画、文学、围棋等文化形式，在儒家圈普通民众中同样拥有很高的认可度和参与者。儒家经济圈的耦合度 在世界发展史中，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圈曾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引领世界发展。首先，儒家经济圈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0%，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支主导力量。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虽然儒家圈在思想和文化上有同源性，但由于发展模式的不同和地缘政治的复杂性， 儒家圈内的各民族国家的关系地区之间的关系在过往的几个世纪中都比较复杂，如日韩之间，中日之间，南北韩等等。社会学家韦伯说，中国人的勤勉与工作能力一向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
儒家经济圈之间的经济发展阶段、贸易互补性、战略资源禀赋差异性及区位优势，都是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比较理想或优先发展的经济区域。着眼于全球化竞合和中国再崛起，笔者认为发展与巩固儒家圈的文化认同感，整合与分享儒家经济圈内部资源，可能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行动。
韩国拥有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经济发展主要是通过学习和效仿日本企业，韩国也产生了三星、现代汽车等一批世界级企业。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是曾经的亚洲四小龙，在转轨经济和社会转型方面，亚洲四小龙是为数不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后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
二战之后，日本及东亚四小龙的崛起唤醒了东方，中国大陆经济在过去3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则一步步夯实了儒家经济圈的全球地位。比如，新加坡入境游客人排名前三位的来源地是中国大陆、日本和韩国。曾几何时，儒家圈是世界的中心之一，中国则是儒家圈中心的中心——按照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中国1820GDP占世界总量的32.9%，远高于西方国家总和比如说罗伯特议事规则，这个议事规则让中国人看来极其刻板、烦琐，大家还是觉得一个人说了算挺好，很有效率。
还有孔子的学生子贡，即端木赐，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孔子能够周游列国，他的经费来源主要靠子贡来提供。西方有所谓罗伯特议事法，小到开一个小组会，大到进行宪法的决策，都需要一个民主协商和议事的程序。
专制的传统太长，确实影响了人民之间的合作。中国古代几大有名的水利工程，非常不可思议，这没有规模的合作是不可能完成的，可是这个合作，必须在一个统一的领导之下合作。
三、中国人有自己的独特合作模式和传统 那么，中国人是不是不能合作呢？我认为不是，中国人有自己的独特的团队合作模式。你说的东西我可以持不同意见，可是最终群体一旦达成协议，每个成员又必须忠实执行这个决议，这是一个民主制度。
比如说范蠡，也就是我们说的陶朱公，协助越王勾践复国的功臣，也是一个著名的儒商，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是中国儒商的代表。中国历史上不乏优秀的儒商，他们经营商业的能力和智慧都非常高。所以，我们的合作半径或者是交易半径很小，就是我们熟悉的自己家族的人。这几乎成为大家一个共同的感受。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古代的治水传统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当年大禹治水，实际上是古代专制国家形成的萌芽。假如合作社的成员都不自律，那么这个合作是很难维系的。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进入 王曙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合作精神 。中国人到现在为止也很难说每个人都学会了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有一个段子，说一个中国男留学生在美国大半夜开车路过一个红绿灯，此时红灯亮了，这个男同学不守规则，四顾无人，就开过去了，身边的美国女朋友非常生气，说：你怎么能这样呢，如此没有任何规则意识，跟你这种人在一块儿，恐怕没什么安全感，于是两个人就散伙了。古代以前都是实行选贤与能的禅让制，这是非常古老的一种制度，可是到了禹，禹最后传位给他的儿子启，建立了夏，夏是中国第一个专制国家。
